杨津涛：国人对义和团的评价为何如此自虐？ 发布时间:2013-10-23 10:20 作者:杨津涛 字号：大中小点击: 5716次
导语：国人今时今日看待义和团运动，有一种近乎自虐的倾向，甚至将其视为中国历史上一次“反文明”事件。一直以来都被过度阐释的义和团，是时候回归到本来面貌了。
舆论热衷于自虐式评价义和团，常指其愚昧、非理性、反文明
义和团运动的高潮发生在1900年前后，至今已经一百多年。中国人看待义和团，更多地是依据社会环境与现实需要，对其进行阐释，而很少采用学术视角，将义和团作为一个研究对象，以扎实的考据来还原历史。
百年来，对义和团的评价一直变化无定
义和团勃兴时，恰逢晚清革命声势由弱至强的当口。革命党人对怀有反抗意识的义和团引为同道，说他们“出于爱国之心，忍之无可忍，故冒万死以 一敌八，冀国民之有排外自立之一日也。”清朝灭亡后，西学在中国进一步传播。“五四”一代知识分子将义和团视为中国文化糟粕的大汇集。
1949年后，义和团运动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地位全面提升。1967年3月，戚本禹在《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电影》一文中说，“震撼祖国大地的义和团运动，是近代中国历史上的一次伟大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群众运动。这是一次表现了中国人民历史首创精神的伟 大运动。”“文革”结束后，知识界重归启蒙话语，指义和团是“封建蒙昧主义”。
新世纪以来，知识界对义和团的批判更进一步，乃至有“即使义和团真的立下了‘扶清灭洋’的伟大功勋，也不能回避它的这些反文明、反人类的错误，何况正是这些罪恶行径给国家和人民带来莫大的灾难！”这般的盖棺论定。这些批判，在普通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详细]
今人对义和团的自虐式全面否定，主要集中在其“非理性”、“反文明”两个层面
今人对义和团的“自虐式评价”究竟有多严重？不妨来看一段某颇具影响力的著名历史学者的相关评述：
“被视为朝廷救星的义和团，其实是一大群分布甚广的乌合之众。„„他们的法术，对于应付枪炮没有任何用处，但有时却可以蒙人，动员很多人加 入。„„义和团运动过后，从晚清到民国，义和团都是一个国人最不愿意提起的话题。‘拳乱’已经成了野蛮的象征，而知识界一直在追求文明。„„这样一个连人 们持有一支外国铅笔都可能因此而掉脑袋的运动，在今天满大街追求洋名牌的社会
里，居然还有市场。一些浑身洋名牌，满口英文的大学生，在民族主义热血沸腾的 时候，脑子里居然义和团的阴魂不散，即使留学到了美国，义和团阴魂还是不散。其实，这一点都不奇怪。我们这个民族，从来就没有认真清理过义和团的‘遗 产’，1949年之前羞于谈，1949年之后兴奋谈，改革开放之后，含糊谈，或者回避谈。这样的话，人们心里的那个义和团阴魂，无论如何都去不掉。因为， 这个阴魂，跟我们的传统，跟我们民族古老文化心理，息息相关，跟我们后来的革命传统，也息息相关。一百多年过去，义和团的阴影仍在，话题也时不时冒出来， 无论是否定还是肯定，赞扬还是咒骂，其实，真正了解这个运动的人，并不多。”
这段论述，总结起来，彻底否定义和团的理由大致有三：1、义和团“很愚昧”，在现代文明面前操弄那些无用的“法术”；2、义和团“非理性”，是暴民，在他们面前，“持有一支外国铅笔都可能因此而掉脑袋”；3、义和团“反文明”，“已经成了野蛮的象征”。
英日两国军队在天津同清军作战
还原历史现场，厘清前因后果，则不难发现这些指责很荒谬
舆论热衷于指责义和团反洋教是“盲目排外”，殊不知此种“排外”，乃是因为自身利益受损；舆论热衷于指责义和团拆毁铁路是“敌视西方文 明”，殊不知在清军进剿和联军入侵之前，团民并不热衷拆毁铁路；舆论热衷于指责团民围攻东交民巷使馆徒劳无功，反为国家招致大灾难，殊不知围攻使馆的始终 是大清官军。类似上述种种因果关系的缺失，是义和团在今天被妖魔化的关键。
平民组织义和团反洋教，并非“盲目排外”，而是为了对抗教民对自身利
益的侵害
所谓教案是指近代以来涉及基督教、天主教教徒的案件，产生于鸦片战争以后。传教士们为扩大宗教版图，在中国发展教徒时往往是来者不拒。在这 些入教者中，不乏曾经作奸犯科之徒。山东巡抚张汝梅在给朝廷的奏折中说，“抢劫之犯入教者有之，命案之犯入教者有之，负欠避债因而入教者有之，自揣理屈恐 人控告因而入教者有之，甚至有父送忤逆，子投入教，遂不服传讯者有之。”正应了中国“急来抱佛脚”的古话。对教民的良莠不齐，传教士内部其实也早有认知。 耶稣会传教士即因此对天主教传教士多有批评，认为良莠不分收纳教民的模式，从长远来看对传教大业有害无益。
普通教民因有传教士庇护，恣意妄为者不在少数。譬如，1887年，德国传教士布恩溥控告山东郯县老百姓抢劫教堂，声称平民拷打教民，向教民 罚钱，甚至迫使信教妇女自缢。地方官府经过调查后发现，布恩溥的各项指控非止是子虚乌有，更与事实背道而驰——自缢的不是教民，而是平民。教民马五想要霸 占平民魏三的儿媳，便勾引魏三之子**。当魏输得一塌糊涂时，马五出面强逼魏三之子拿妻子抵债，以致魏三之子被逼自缢。因顾及马五的教民身份，地方官只能 在“体国家柔远之仁”的名义下，表示“不予深究”。再如，沾化县教民李伦登性情粗暴，被过继给李于氏为嗣孙。李于氏向女儿安李氏和安李氏的小舅子李惠借车 收割粮食，谁知竟然惹怒李伦登。李伦登用木棍打伤安李氏，把李惠私自关进教堂，连车子也被他给卖掉了。对于如此行径，地方官在法国传教士的压力下，也只能 不予收押，交由李家自行处罚。
其实，中国地方官相当清楚平民与教民之间的冲突实情。如1899年12月21日，署济宁知府汪望庚在一份给上级的禀报中，曾如此写道：“教 民倚势欺凌，借端讹勒，或罚银钱，或罚屋宇，或罚酒席，或罚钟，或罚席，或罚油，不厌不休。其款数之多寡，视力量之丰啬，虽父兄子侄不顾也。今略一询问， 卑职耳闻目睹所及者，仅卑州西北一隅受其罚者，已不下百数十家，而此外所未及知者不知凡几、良懦饮恨，求泄无从，求避无门，年复一年，日不聊生，稍有身家 者，咸凛凛焉惧无以自保。„„习拳者本为保卫身家起见，并非利人财物，其所以向教民索还前罚之物，求一平衡天之冤气而已。„„”但了解归了解，碍于现实， 地方官员在处理教案时只能袒护教民。当年的情况多是“地方官迫于时势，不免存投鼠忌器之见，不得不委曲含容，多方迁就。迁就之中，未免抑民而袒教。”这样 一来，“曲直未能胥得其平，平民饮恨吞声，教民愈志得意满。”官府站在传教士和教民一方，普通老百姓只好自行组织在一起，“积不能忍，以为官府不足恃，惟 私斗尚可泄其忿，于是有聚众寻衅、焚拆教堂之事。”义和团因之而起。„[详细]
拳民拆毁铁路、电线杆，非是“敌视西方文明”，而是出于自保的现实需要
1900年5月，义和团占领涿州。攻占涿州当天，数百团民就动手拆除了涿州至琉璃河间的铁路，焚毁琉璃河车站及涿州铁桥，并沿途砍倒电线 杆。紧接下来，高碑店、卢沟桥、长辛店等处的车站、料厂相继被团民焚毁。到了6月，
毁坏铁路、电线杆的范围进一步扩大，芦保铁路、京津铁路至此都陷于瘫 痪。
义和团针对铁路和电线杆的破坏，并不是单纯的发泄，或者对西方文明的“敌视”，而有现实的原因。首先，铁路的修筑夺占了农民的土地、房屋和 祖坟，早先从事传统水、陆交通的船民、纤夫等失去了工作。新建起来的铁路车站等地方又优先雇佣教民。这些无疑都加大了普通老百姓对洋人、洋教的仇恨。此类 矛盾，即便在今天，也仍广泛存在，如中国在非洲的许多项目，因热衷于从中国雇佣工人，而常常招致当地国家民众的敌视。这类矛盾，显然不能用“盲目排外”来 解读。
此外，另一个更主要的目的，是切断清军、联军的交通与通讯。在攻陷涿州前，义和团从没有对铁路、电线杆进行过专门破坏。到涿州后，为阻止清 军的进剿，义和团才动手破坏铁路。在义和团所编民谣“兵法易、助学拳，要摈鬼子不费难。挑铁道，把线砍，旋再毁坏大轮船”中，也能看出，毁坏铁路，有极现 实的军事需要，并不是什么“敌视西方文明”——否则，难道说，百团大战中八路军扒铁路，也是“敌视西方文明”吗？
作为当事人，英国领事贾礼士曾承认：“缺水和铁路不断遭到破坏，在很大的程度上延缓了海军部队的向前推进。”左副都御史何乃萤也上奏说： “此时铁路徒以资敌，团民拆毁，正可断其来路，似不必再行修筑。”这些材料都很清晰地显示出拳民拆毁铁路，与“反文明”没什么关系。之所以日后出现“反文 明”的说法，与传教士在战后对联军侵华史的重新建构，有极大的关系。„[详细]
一则法国报纸报道中国拳民拆毁铁路的消息，刊于1900年6月。
围攻使馆区的不是义和团，而是清军；事实上，义和团对攻打联军并无兴趣
因慈禧对义和团态度发生转变，确有大量拳民涌入北京。但如前所述，拳民的原始驱动力是抗衡教民维护自身利益，对于和洋人乃至联军正面交战， 实际上并无兴趣。这一点，在“围攻使馆区”一事上，表现得相当充分。据当时任职于中国海关的英国人辛普森在《庚子使馆被围记》中说，义和团第一次出现在使 馆区是1900年6月12日。他记录说，那天“克林德男爵晨间出外闲步，见一骡车车夫力鞭其骡，骡耳上竖，狂驰而过„„仓促之间，男爵至不能自信其眼，以 为恍惚，盖见坐于车沿上者，投扎红巾、腰系红带，手腕及腿亦皆缠以红布，手执一刀于其靴上磨之，固明明为一拳匪也。在此光天化日之下，竟有此装束奇异、手 执凶器之恶鬼，乘车驰行于使馆街中，真正荒唐已极„„男爵举杖击之，彼匪徒略一扞格，即弃其刀飞逃入邻巷而去。勇敢之男爵大声而呼，察见车中尚坐一匪，亦 举杖击之，彼欲逃不能，遂为男爵所执，交付卫队。”可见那时义和团没有进攻使馆的意图，而驻德公使克林德先发制人，抓获了一名过路的义和团团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