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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国地方保护主义的案例研究】地方保护主义

分类:专题范文 日期:2022-11-04 20:02人气:加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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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卷第4期

JournalofShaanxiAcademyofGovernance

Vol.24,No.4

政府管理

我国地方保护主义的效应探析

张明

(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上海200433)

摘要:地方保护主义在不同的阶段表现出不同的特点,保护手段也由“硬”转“软”,由“明”转“暗”。对于地方保护主义的效

应分析,从短时期和局部来看有一定益处,但从长期和全局来看,它造成了效率的降低,分配的不公平,乃至整个国家经济的衰败和没落。打破地方保护主义,建立一个统一大市场,统一竞争秩序和规则,是当前一项紧迫的任务。

关键词:地方保护;后果;效应

中图分类号:D03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973(2010)03-0025-06

EffectsAnalysisofLocalProtectionisminChina

ZHANGMing

(NanjingPoliticsCollegeofPLA,ShanghaiCampus,Shanghai200433,China)

Abstract:Themanifestationoflocalprotectionismdemonstratesdifferentfeaturesindifferentphases,themeansofprotectionhavechangedfromtoughtoflexible,andfromopentosecretaswell.Judgingfromtheeffectsoflocalprotectionism,itdoeshavebenefitinsomedegreefromshort-termandpartialperspective;however,itleadstothereductionofefficiency,unfairdistribution,aswellasdown-fallofthewholenationaleconomyinlong-termandglobalview.

Keywords:localprotection;consequence;effect

许多年来地方保护主义已经成为我国一个突出的问题。从全局角度看,地方保护主义分割了国内统一的大市场,造成了经济效率和市场公平的低下。首先是效率的降低。地方保护主义的存在使价格信号扭曲,难以按照比较优势进行分工,规模经济难以形成,再加上交易成本过高以及外部效应,扭曲了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行,无法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带来全国性的市场失灵。其次是公平的下降。地方保护否定了公平竞争的前提,使无效率的企业继续存在,居民消费者和潜在竞争者受损,并且拉大了地区差距,还使得官员有了寻租的机会。

一、地方保护主义的资源配置效应

从资源配置角度看,地方保护制造了一种不公平的竞争环境,通过歧视政策扭曲了价格信息;提高了交易成本,限制了专业化分工,造成结构趋同;导致规模经济和集聚效应、技术外溢效应的丧失。其所依据的分析路径如下:

限制公平竞争

价格扭曲

比较优势被误导限制分工

规模效应损失过度竞争

(一)地方保护主义限制了公平竞争,导致价格信号扭曲,比较优势被误导

从理论上讲,计划(行政手段)与市场是资源配置的两种手段。市场机制所提供的是一个分散地进行选择的方式,它允许企业和个人通过价格机制间接地决定选择的优先顺序。在不存在市场扭曲的情况下,由市场决定贸易,这样资源浪费最少。

[1]

一般而

言,行政手段是为解决市场失灵问题而采取的辅助手段,但由于信息不充分、决策与执行成本高、决策者能力有限以及受其自身利益的影响,政府干预有可能会出现“失灵”。地方保护就是地方政府运用行政手段来配置资源,限制了竞争。行政垄断行业由于缺乏竞争,普遍存在X非效率现象,提供的产品或服务很多是质次价高。

1.公平竞争被限制。竞争首先要求公平的环境,

否则竞争并不能选出优胜者。地方保护首先就否定了最初的公平要求,通过对本地市场的保护,对外地产品和要素的歧视,使各经济主体在不公平的环境下竞争,限制了竞争。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告诉我们,完全

地方保护

交易成本高、市场狭小

产业结构趋同资源低效配置

竞争是有效率的,即自由市场在推动效率方面可以达到预期的目的,而干预只会降低效率。

2.价格信号被扭曲。市场经济赖以有效运行的

收稿日期:2010-09-11

作者简介:张明(1963-),女,浙江绍兴人,国家安全战略教研室主任,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当代中国经济发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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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关键因素是正确的价格信号。只有在价格能够反映资源稀缺程度的情况下,商品交换才能使全社会的资源实现最优化配置,使全社会的福利总量实现最大化。地方政府通过分割市场、限制竞争、给本地企业提供补贴等手段,使得价格信息扭曲。政府补贴只是把本地其他产业的资源夺过来,尽管降低了受到补贴产业的边际成本,却因此提高了其他产业的边际成本,引起了相对价格的扭曲,引致了产业结构的不合理发展;而限制外地产品的进入则相当于提供了经营的特许垄断权,限制了竞争,将消费者剩余转移到本地厂商那里,使本应亏损的企业继续生存下去。另外,在各地的招商引资优惠政策大战中,地方政府的行为也相当大程度上扭曲了市场信号,极大地降低了企业的投资成本,从而实际上误导了企业(包括民营企业)的预期。这意味着即使在正常的市场条件下无利可图的投资机会,在各地政府的优惠政策下,又变成有利可图了。

一旦作为企业生产和政府政策制定依据的市场信号被扭曲,企业的投资行为就会被误导,政府决策的正确性也会大大减弱。企业不是以效率最高,而是以成本最小(这其中有大部分的政府让利)来竞争,导致资源的配置不合理,形成了低效和浪费。企业市场行为的扭曲进一步刺激了从原材料工业到加工工业等行业非理性投资冲动,加大了相关产业投资过热的风险。当前,全国范围的城建热、房地产热、汽车热、钢铁热的背后,都能清晰地看到地方政府的影子。

3.比较优势被误导:一旦市场被垄断,价格信号

被扭曲,比较优势就会被误导,企业也就难以按照比较优势进行投资决策。企业要赢得国际竞争,必须恰当确立自己的产业定位、产品定位。这需要企业根据市场供求状况、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和竞争优势以及地区的资源禀赋,寻求生产经营成本相对较低、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和产品。地方政府采取行政规制手段“修正”了的价格,很可能是一种扭曲价格,据此难以弄清本地的竞争优势所在,由此带来的必然结果是资源错误配置。林毅夫等就曾经认为改革前中国经济增长中存在的主要问题,第一是由于管理者和劳动者激励不足而导致的低下的技术效率,第二是由于产业结构偏离比较优势而导致的低下的配置效率

[2]

。地方保

护扭曲了价格,致使厂商投资过度,使本地的生产产量增加,累计起来,将使全国的产量迅速增长,出现产品过剩。我国之所以出现严重的地区经济同构和全国性的生产能力大量闲置,迅速形成买方市场,地方保护主义是一个重要原因。

从这个意义上看,政府的职能不仅不在于消除市场竞争和限制价格机制的作用,相反是保护这种竞争,从而让价格机制发挥最充分的资源配置作用。

(二)地方保护主义导致交易费用过高,市场狭小,限制了区域专业化分工的发展

分工提高了人力资本,促进了技术创新,提高了生产力,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马克思说:“一个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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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最明显地表现在该民族分工的发展程度上。”[3]无论是比较优势理论还是规模经济理论都说明了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应当建立起合理的区域分工体系。分工能够通过专业化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但分工的发生必然依赖于交换关系的存在,因为分工使得生产者的产品生产变成了商品生产,而商品生产的顺利进行需要完成“惊险的一跃”。也就是说,分工的演进需受到交易费用的制约,奥利弗·威廉姆森则形象地将交易费用比喻为经济世界中的磨擦力。[4]如果交易费用小于由分工带来的生产率的提高,则分工进一步细化;地方政府通过种种显性、隐性手段设置壁垒,人为分隔市场,形成严重内耗,提高了整个社会间的交易成本,限制了产业的专业化分工和贸易的深化,使得地方经济走向全面扩张之路,在本地相对狭小的市场内提供一系列“全面”的服务,必然走向全面的重复建设,走向“小而全”的模式。

在自由贸易区内,因贸易互补会带来市场容量的扩大。我国地域辽阔,省际之间拥有巨大的差异性,本可以通过自由贸易而扩大的市场规模却因地方保护而受到抑制,这又限制了区域专业化分工的发展。斯蒂格勒[5]在其“分工受市场范围的限制”的论文中发挥了称之为“斯密定理”的观点:只有当对某一产品或服务的需求随市场范围的扩大增长到一定程度时,专业化的生产者才能实际出现和存在。随着市场范围的扩大,分工和专业化的程度才能不断提高。根据斯密“分工受市场范围的限制”这一观点,贸易壁垒分割了市场,无疑限制了分工的发展。正如斯密所言“市场要是过小,那就不能鼓励人们终身专务一业”[6]。若不能“专务一业”,即进行专业化,就不具备高度分工的前提,进而无法培养发掘比较优势。斯密定理也可以反过来表述:市场范围的扩展是分工发展的必要条件,而市场范围的扩张归因于市场交易的单位费用的下降。地方政府通过行政手段设置壁垒、分割市场,使得部门、地区之间交易费用提高,阻碍了区域之间形成更大范围的市场规模与更深的专业化分工。企业与地方被迫选择了低交易费用内部一体化(低级一体化),也就是所谓的“小而全”模式,必然会走向结构趋同。

(三)地方保护主义导致了产业结构趋同以及过度竞争的出现,阻碍了比较优势和规模经济效益的发挥

地方保护主义限制了专业化分工和比较优势的发挥,诱致各地区间的重复布点、重复引进、重复建设情况日益严重,出现了各地区产业结构的趋同化。如果区域分工的形成不是基于地区间的比较优势,这种分工格局就只能依赖排斥竞争和扭曲价格来维持。从企业来看,一方面,一些优势企业可能得不到足够的资金和优质的原料;另一方面,一些劣质企业又能够顺利地占有优质原料而生产出低劣产品,其结果是优质产品不足,而劣质产品供给过度,形成了资源配置的非最优化。重复建设还造成了全国性的生产能力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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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闲置,造成了资源的浪费。

企业提高产出时获得的成本优势称作规模经济,技术的正外部性引起的成本优势被称为集聚经济。地方保护通过阻碍竞争,限制了规模经济和集聚经济的发挥,削弱了企业的竞争力。在地区市场分割下,市场规模被人为划小,企业发展的市场空间变得狭窄,规模经济将难以实现,从而单位产品生产成本相对较高,非常不利于在全球市场上与规模庞大的全球性跨国公司竞争。我国大部分产品的生产规模远未能达到充分利用生产能力的要求,不仅与发达国家相距甚远,就是与一些发展中国家相比也有不少差距。比如我国汽车生产总量尚不及位居世界10大汽车生产厂家之末的意大利菲亚特汽车公司。企业规模小,既无法实现规模效益,也直接影响到研究开发和市场营销投入的力度,导致创新能力差,进一步限制了竞争力的提高。同时,各地区产业结构趋同意味着同类企业不能在地理上集中进而产生“集聚效应”,该行业无法为自身创造外部规模经济,不能从整体上获得竞争力。地方保护主义保护了落后企业的生存,造成了一批效率低下竞争力缺乏的小生产者群体,严重影响资源向优势企业流动,一旦将其这种“温室”企业置于国际竞争的惊涛骇浪中很快就会死亡。

产业结构的过度趋同,还导致了区域间的过度竞争,冲击区域市场经济的正常秩序。过度竞争产业中由于进入的企业过多,已经使许多企业甚至全行业处于低利润甚至负利润的状态,但生产要素和企业仍不从这个行业中退出,使全行业的低利润或负利润率的状态持续下去。在中国即为常提到的“边积压、边亏损、边生产、边建设”的问题[7]。地方政府的“投资饥渴”和“投资冲动”使其容易通过敦促银行低息贷款等途径,降低企业进入的门槛,形成低进入壁垒;而要素市场的分割,阻碍了资本、劳动力等在全社会的自由流动,阻碍了国有存量资产向高效益领域转移,形成高退出壁垒。过度竞争使生产能力持续聚集在该产业而使利润长期低下甚至没有了利润,使经济结构、特别是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升级增加了难度,必然降低国民经济综合效益,影响整个国民经济增长质量和发展环境。而且,产业结构趋同就意味着地方之间存在一种较为直接的竞争,从而导致地方之间的不合作和保护行为。

从以上分析看出,地方保护主义是一种严重的内耗,它破坏了正常的市场竞争环境,扭曲了价格,保护了落后者,限制了分工,阻碍了产业结构调整,使比较优势和规模经济效应难以发挥,从而降低了资源的配置效率,造成社会福利的净损失。

二、地方保护主义的福利分配效应

贸易理论包括两方面的重要内容即贸易利益的创造和贸易利益的分配。贸易不是一个零和博弈,它

可以使参与贸易的各国都有机会获利,但在利益分配上却有多寡不均。自由贸易决定贸易利益的创造,保护贸易决定贸易利益的分配,利益创造与利益分配的统一和均衡决定了现实的贸易状况。海闻认为,无论是自由贸易还是“战略性贸易保护”政策,选择的依据都是如何使本国的利益最大化。[8]从福利分配角度分析,地方保护主义只代表财富分配的转移,并不代表新财富的创造。地方保护主义是一种再分配的发生器,把收入从无市场或者无谈判能力的人那里再分配到有谈判能力的人那里。通过损害一部分人的利益来补贴另一部分人,也就是产生了福利转移,以一部分人经济福利的下降来换取另一部分人的繁荣享受。

(一)从生产者、消费者及潜在进入者角度看生产企业通过各种保护获得各种优惠政策,同时外地同类行业产品(潜在竞争者)的进入被限制甚至禁止进入,本地企业获得了较低的生产成本,独占市场,形成一定的垄断势力,通过对消费者剩余的侵蚀,实现更多的利润。当地消费者是主要的受损者,不但其自由选择权被剥夺,而且还必须为更低质量的商品付更高的价格①。更有效率的竞争对手,却因地方保护而未能在公平环境下进行竞争,被壁垒阻隔在外。国外企业都要求“国民待遇”了,而我们许多外地企业还处于被歧视的地位。对此的优惠就是对彼的损害。政府对本地企业的垄断保护,使社会福利发生了转移,从消费者和外地竞争者手里转移到了本地生产者手里。

(二)从地方政府和企业的设租和寻租角度看地方保护通过地方政府的干预特权,使当地在位企业获得了垄断利润。但当地企业对这种保护特权的追逐,以及外地企业冲破壁垒的企图,也是一种竞争活动,都会消耗资源,如资金、人力、时间和其他资源等。这种本可以用于社会生产活动的资源却被用于追求利益的转移,被称为直接非生产性寻利活动,即为寻租。有的政府主管部门甚至会主动设租,试图将“租金”纳入自己的囊中。于是在政府主管部门与市场主体之间,在本地企业与外地企业之间产生了设租寻租的竞争,产生了福利转移和浪费。

寻租也产生了资源浪费。从对“租”的竞争双方来说,将可以用于生产的资源用在非生产性寻利行为上,也有利润和效益产生,但没有真实的产品产出,从社会福利的角度来说就是一种浪费。寻租活动所采取的往往是一些不宜公开的低效率的手段,如蒙骗、贿赂、拉关系等,使一些本可以从事更有价值、更有生产性的活动资源被浪费掉了。

在位企业和潜在进入者的寻租竞争是一个负和博弈,因为竞争导致了租金的消散。按照经济学原理,寻租也应该按照边际收入等于边际产出的原则来计

①1988年5月12日,《文汇报》:从闽北到上海的“毛笋运输线”上关卡林立,苛捐杂税多达几十项,这些“买路钱”使毛笋成本成倍增加,在产地只卖4角一公斤的毛笋在上海要卖2元多,上海消费者的利益遭到剥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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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对本地在位企业来说,寻租的产出最大为塔洛克方块(图中的矩形P1PAC),为了获得这块福利转移而投入的资源最大也应该为这一塔洛克方块,但在双方势均力敌的情况下,双方的竞争只会使情况维持不变,也就是说,投入了资源却没有任何产出。为了寻租,双方可能会被迫加大投入。寻租投入成为沉没成本,租金转移到了官员手中。据新制度经济学租值耗散定律,寻租活动的社会成本(也就是完全被浪费的资源)最终会和租值相等,甚至超过租值。财富转移本身,并不直接摧毁财富和购买力,但为获取违规财富转移直接耗费的资金、时间和其他资源,它们显然是社会资源的浪费,并将直接增加从事经济活动的成本①。塔洛克方块表示的租金福利在一定程度上由企业转移到了官员手中。

区之间在招商引资上的“优惠政策大战”会轮番升级,这实际上是一种零和博弈。围绕吸引具有流动性要素的政府竞争会对那些缺乏流动性的生产要素带来不利影响,结果是流动性大的要素基本免税,而流动性差的要素承担了成本。例如在招商引资的竞争上,各地政府通过同时运用实行低税负和尽可能供给更多的地方基础设施这两个竞争参数来展开竞争,而最终是缺乏流动性的本地企业和居民为这一战略承担了成本②。当前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征地中对农民利益的剥夺,如一些开发区以低于成本价招商引资,靠低廉的地价或其他优惠政策吸引资金,使一些本来无利可图的企业入驻,这些企业的利润实际上来自土地和其他资源租值的转移[9]。

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常常把创设优惠待遇的小环境作为经济增长的一个有效途径(所谓增长权),包括利用优惠政策来吸收外资、技术、增加出口,以及鼓励海外直接投资等。在这个经济特区里,实行了与国内现行政策不同的优惠政策,包括低赋税和对外汇、外贸管制的放松,以吸引国外的资本、技术和发展出口加工等。同时,假定这个区域的优惠对国内资源是开放的,使得国内资源也有机会“迁入”这个区域。由于相对于国内资源来说,这个区域的政策是被“扭曲”的,所以国内资源将以一种“扭曲”的方式过度“进入”以捕捉经济租[10]。这些优惠政策对不同流动性的要素具有不同的扭曲激励。

资本流动性高,总是从边际收益率低的地区流向高的地区,地方政府就可能以扭曲的回报率来吸引资

O

如图所示,DD为市场需求曲线,PB是市场供给曲线。在没有干预的情况下,市场均衡产量为Q,均衡价格为P,此时消费者剩余表示为三角形DPB。但在地方保护的情况下,外来的竞争被摒除在外,本地厂商处于垄断地位,可以要求一个较高的垄断价格P1,此时垄断产量减少为Q1,消费者剩余减少为三角形

金,这很可能会损害到缺乏流动性的其他要素。在这种状况之下,缺乏流动性的生产要素只有一种可能性,即通过一些政治机制(比如地方选举)来保护自己,以免当地的决策者作出不利于这些缺乏流动性的生产要素的竞争策略。

(四)从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的角度看

上世纪80年代后期发展起来的内生增长理论认为,经济长期增长的最终源泉,在于通过不变或递增的规模收益以及溢出效应所形成的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知识资本的内生累积。拥有上述资本比较多的地区的增长速度会快于所拥有的资本相对较少的地区,于是形成地区差距。然而,如果在地区间有贸易和要素流动,地区经济将会有收敛的可能[11]。要素流动带来的社会劳动分工和生产专业化,既有利于克服产品结构和经济结构地区间的雷同,又有利于推动在比较优势原则基础上地区间的经济增长。

地区间生产要素流动的意义在于,地区间的经济增长可以按照比较优势原则来选择自己的产业发展模式和技术路径。按照生产要素边际报酬递减规律,投入要素的流动和重新配置将会提高流出地区的边

DP1C,消费者福利的损失为梯形P1PBC;其中一部分转为生产者剩余,即正方形P1PAC(也称塔洛克方块)

从消费者手中转移到了生产者手中。此外,三角形

ABC是一种因垄断而产生的社会无谓损失,也称为

“哈伯格三角形”。

(三)从流动要素和非流动要素角度看

地方保护主义实际上是各地在资源(资金、人力、市场等资源)争夺上的竞争,具有不同流动性的要素在福利分配中所处的位置不同。流动性要素因为可以“用脚投票”即具有“退出权”而成为各地政府吸引的重点。一个地区的政策改变会对另一个地区产生影响,因为流动要素会迁移以追求最高的回报。所以地

①参见肖耿,“产权基础设施与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的资产流失‘原罪’问题的处置”,同济大学中德学院国有企业改制(出售)与法治高级研讨会,2004年12月26日。

②中国的户藉制度限制了居民的流动,而已经存在的企业,因固定投资而变得“缺乏流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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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产值和价格,降低流入地区的边际产值和价格。所以,生产要素的长期自由流动将有利于缩小地区间要素报酬差距,促进地区之间的均衡发展。

地方政府通过对国有企业直接间接的支持,对地方企业雇佣外地劳工的限制,劳动力流动的明文限制,以及限制资产重组等,限制了要素的自由流动,从而导致地区收入差距变动的条件收敛较弱,导致了地区差距的扩大。

地方保护主义保护了在位的生产者,损害了消费者和潜在的进入者。剥夺了消费者的选择自由和潜在进入者的竞争机会,并且给政府官员提供了寻租的机会。地方保护其实是通过损害一部分人的利益来补贴另一部分人,也就是产生了福利转移。

三、地方保护主义的局部效应

对地方政府来说,实施地方保护主义的目的是促使各种经济指标的增加。在短期内一定程度上的确收到了一些实效,包括提高了本地企业的生存能力,增加了地方产值和财政收入,有助于本地社会稳定,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校正本地市场中的一些市场失灵现象。

最初的地方保护主义出现在双轨制下,由于原材料与产品间存在巨大的剪刀差,原材料输出基地遭受巨大的损失,如内蒙古的大部分原材料以较低的调拨价调出,而大部分生活用品以市场价格从区外购入,使其蒙受巨大损失。1987年仅钢材、木材、铝、原煤和电五项的划拨价调出就使其减少收入约25亿元[12]。通过建设自己的生产企业,就地生产,可以将原材料与产品间巨大的利润差留在区内。还有改革早期在沿海优先开放特殊政策下,沿海城市的出口外汇留成比例高,致使内地产品流往广东再出口,使内地珍贵的外汇资源流失,而保护主义的做法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外汇的流失。这可以说是行政力量对市场失灵的矫治,对当地的经济有正的效应。

地方政府对企业的保护目的,具体说来,就是给弱势产业以保护,同时也使得本地区强势行业的竞争优势不被超越得以保持。企业的竞争力可以从两个方面比较:一是最终产品的定价差异,可以称之为相对竞争力;二是产品的平均成本差异,可以称之为绝对竞争力。从企业的角度来说,通过控制最终产品的定价实现的是相对竞争力;而对平均成本差异的控制则是绝对竞争力。地方政府的保护只是通过补贴或扶持使得企业可以在本地市场上控制其最终产品的定价,却并不能降低其平均成本,也就是说保护只是提高了企业的相对竞争力,却不能提高其绝对竞争力,除非企业能够将这种相对竞争力转化成绝对竞争力,转化成永久的比较优势。

由于地方保护主义的存在,国内市场被分割成本地市场和外地市场两类。本地企业在本地市场上因政策保护而基本上处于垄断状态,而在外地市场上却遭受重重壁垒的阻挠。这时企业可能会出现两种分化情况。一类是“先天不足”的企业,背离了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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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和规模经济的产业只能通过扭曲的产品与要素价格和地区的保护政策得以生存,没有竞争力可言。贸易保护主义使得地区企业在竞争中不是通过降低自己不经济的高生产成本,而是通过提高对那些更有效率的非本区成员的贸易壁垒从而削减进口来达到成功。地方保护为本地企业的发展创造了一个“温室性”的环境,地方政府暂时的保护的确有效,但企业本身没有自生能力,依靠消费者剩余的转移而存活,形成对地方财政和政策的依赖局面,不能形成真正的竞争力。

另一类就是适合本地比较优势的幼稚产业经过保护的缓冲期而成长起来。由于不完全竞争及规模经济的存在,如何扩大市场份额以扩大生产降低成本,成为企业能否在竞争中取胜的关键因素。如果市场既是寡头垄断的,又是分割的,通过进口保护可以帮助企业提高竞争力。从产量到边际成本再到产量是一个正反馈,政府可以通过保护本地市场给予本地企业一个较大的经济规模,同时减少它的外部竞争者的经济规模,保护措施还提高了区内企业开展研发的积极性,结果形成相对生产成本的变化,企业自身产生一种技术外溢和自行不断壮大的能力。这样即使在没有保护的市场上,这种规模优势也会转化为较低的边际成本和较高的市场份额,这样对工业的暂时保护就可以转为它的永久比较优势。许多人就把日本的经济成功归结于日本政府的产业政策。杰文斯曾把日本的干预形容为“狭窄移动带”,它把产业分割为一片一片地进行保护直至它强壮起来足以击败国外竞争者,然后移向另一个目标。

再有就是各地争相建设高新技术产业和成长中的产业,也许可以将其看作是一种“自我发现”过程[13]。在这个过程中,经济较落后地区的地方政府在“试错”选择自己的比较优势产业,希望通过贸易保护和快速的人力资本积累而实现新产业的落地生根成为支柱产业,从而实现经济的追赶。这一过程虽然可能导致一些低效率,但也有一些成功的例子,例如韩国和台湾。即使不成功,重复建设使相互间都陷入不完全分工,也可以牵制其它地区的快速发展,使经济差距不致于拉大。

国内区际贸易的重要性在于它能够生成国内市场的竞争性,国内市场常被看作企业的“训练场”,可使企业在真正面临进口产品竞争以及在进入国际市场之前能够获得必要的锤炼。著名的经营战略专家波特指出,一个产品的国际竞争力,首先来自其在自己国家的市场竞争力。经济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市场扩张顺序是:本地市场→全国市场→海外相邻市场→全球市场。中国作为一个大国,有着无可比拟的广大市场,理应在贸易和跨地区投资充分发展的基础上,使国内区域经济得到充分发展,再走上跨国贸易与投资为主导的国际化道路。但现在有一个最大的问题是,国内各区域间贸易壁垒之大,使得企业宁愿放弃全国市场而直接走向全球市场,通过压低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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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的价格来争夺海外市场,这具有不可持续性,而且这种低层次低水平的让利竞争使我国产品遭受反倾销调查的机会增加,最后走向集体的灾难。低价格竞争是没有出路的竞争,最终会触底,最后都必须转向技术管理方面的竞争。

在其它地区都实施开放政策的条件下,一个地区实施保护政策会使自己占有更多的市场份额和吸引更多的资金,是有净收益的。但是一个地区的保护政策会引来其它地区的报复,最后是全国市场的分割。各地都付出了保护的成本,但是却仅达到了未保护前的状态而己。全国的重复建设,设备利用能力低,造成极大的浪费。但是没有重复建设就没有过度竞争,没有竞争就无法选出真正的优胜者,无法形成真正的竞争力。所以也有学者认为重复建设造成的浪费是一种走向市场的必然成本。

总之,地方保护主义是计划手段对市场运行的干预,是计划与市场僵持并存的结果,是市场不完善的产物。地方保护主义在不同的阶段表现出了不同的特点,保护手段也由“硬”转“软”,由“明”转“暗”。一些发达国家如法国、西班牙、美国历史上也都出现过地方保护主义,后来随着制度的完善而逐渐消失。转轨国家俄罗斯也在经历着这种分割现象。对于地方保护主义的效应分析,从短时期来看对个体有益,但从长期和全局来看,它造成了效率的降低,分配的不公平。地方经济繁荣是一项公共物品,保护主义的长期效应是整个国家经济的衰败和没落,这在

当前,随着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和思想观念的深刻变化,我国社会已处于人民内部矛盾凸显、刑事犯罪高发和对敌斗争复杂的时期。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各类群体性突发事件业已成为深刻影响改革发展稳定的突出问题,基于利益诉求导致的群体性突发事件也呈现频发态势。据统计,近年来,全国发生的群体性突发事件数量逐年上升,从1994年的1万余起上升到2003年的5.8万余起,增加4.8倍,年均递增16.9%,参与人数从73.2万人次上升到307.3万人次,增加32倍,年递增12.3%。同时,事件规模不断扩大,100人以上的从1388起上升到6831起,增加

3.9倍,年均递增14.6%。从总体上

来看,我国发生社会群体性事件已由

18世纪的法国和西班牙就已经验证过了。①打破地方保护主义,建立一

个统一大市场,统一竞争秩序和规则,来代替地方保护主义下的混乱竞争,是当前一项紧迫的任务。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计划经济行政干预的逐渐退出,市场机制的逐步完善,地方保护主义将经历一个出生、成长及至消亡的过程。

1993年0.87万起上升至2005年的8.7万起,2006年已超过9万起。[1]比较典型的是“瓮安事件”。2008年6月28日,因对一起中学生非正常死

亡事件处置失当,贵州省瓮安县引发了严重打砸抢烧群体性突发事件。纵观整起事件,聚集、围观、参与人数之多,持续时间之长,冲突程度之剧烈,均属近年来全国所罕见。事件的突然爆发和恶性发展,固然造成了巨大的社会政治影响和经济损失,但也因此充分暴露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和政法工作、干部队伍建设引致的执政能力、执政基础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而当地党委、政府和公安机关在处置群体性突发事件方面也存在思想严重麻痹、准备工作不足,应对措施不力等问题。当地公安机关作为处置群体性突发事件的一线主力,虽然原来也制定了相应预案,但也只是纸上谈兵。由于事发前没有及时准确的预警机制,不能有效化解矛盾,使问题化解在萌芽状态;又未形成快速反应能力,事发时不能有效控制事态;更缺乏行之有效的临阵处置措施,把问题解决在初始阶段,以至小事拖大、大事拖炸,教训极为深刻。

高度重视人民群众直接利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各种矛盾,认真对待阻碍科学发展的问题,积极预防并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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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张军.特权与优惠的经济学分析[M].北京:立信会计出版社,1995.

——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争论的文献综[11]刘夏明,魏英琪,李国平.收敛还是发散?—

述[J].经济研究,2004,(7).

[12]魏后凯.区域经济发展的新格局[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

[13]Hausmann,RicadoandDaniRodrick.EconomicDevelopmentasSelf-Discovery[J].

JournalofDevelopmentEconomics,2003,(72):603-633.

[责任编辑:任山庆校对:叶慧娟]

①诺斯(1999)在他的《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认为,由于市场分割和管制,使法国和西班牙两个大国走向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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